长篇小说热、名家竞写的背后，是作家们试图保持自己 “在场”、力图对现实发言、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作大胆的审美判断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

    不妨看看出版盛况。仅以2013年为窗口：1月，贾平凹的《带灯》出版。贾平凹首次尝试女性主角，以自己身边的基层女干部为原型，讲述发生在镇综合治理办这一中国基层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的故事。2月，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完成。与作者以往较明显的先锋色彩相比，24万字的《纠缠》很现实，聚焦遗产纠纷，讲述了中产阶层的一家三代人面对财产的不同态度、纠结与烦忧，展现世情百态。3月，韩少功的《日夜书》出版，这是又一部被称作“带来新的惊喜”的作品，以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这是一部思想家气质浓郁的小说，是一部非典型知青小说，韩少功把时空、议论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叙事风格。4月，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问世。这是王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此作无疑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和明显局限。继而，林白的《北去来辞》出版，此书已不仅仅是对“女性经验”的书写，作者以一个个更具时代感与精神力度的人物穿透历史，进入更为广大的人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更为深邃、复杂的现实情怀。接着，王安忆的《众声喧哗》出版。该作延续《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一群市井小民，他们在上海滩喧哗和光怪陆离的背景里，上演了一段光影流变的戏剧。6月，余华的最新长篇《第七天》面市。这是他继《兄弟》出版7年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品。全书13万字，以一个死者的视角，讲述了其死后7日见闻，欲借此表现当下现实的残酷与荒诞。其中的内容涉及强拆、卖肾、袭警、有毒食品、弃婴等民生新闻和社会热点。7月，苏童新作《黄雀记》出版。作品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刑事案。9月，阎连科新作《炸裂志》出版。这是一部充满悖谬与荒诞色彩的风俗志、沿革志与人物志，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荒诞世界。10月，红柯的长篇《喀拉布风暴》出版。喀拉布风暴是沙漠中的黑风暴，其实也是一场爱情风暴。作品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的描述，在西域大漠、边地塞外和繁华都市，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张欣《终极底牌》、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都是引起了一定反响的作品。

    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余华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将新作归源于“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贾平凹更是“50后”的“发言人”，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消费时代的当下一种亟须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这一点很突出，但尚未得到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相应的正视。

    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一些长篇小说通过增强新闻性元素来“亲近”社会热点话题，却并未奏效，反而引发了对小说表现当下现实能力的质疑。

    早有人指出，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人敢于正面直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而像贾平凹、刘震云等人，却能迎难而上，只是像《带灯》中细节化、细碎化的叙述方式，已使很多读者出现阅读障碍。一方面是人们对文学的常规节奏失去耐心，一方面是文学必须寻求能吸引今天读者的新的节奏。

    长篇小说的新闻性元素的增强，是近年来小说对现实发言而产生的一个趋势。实际上，贾平凹的《秦腔》、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作品中已现端倪，到2013年这种现象更为集中，这体现出新媒体影响力与传统纸质书写方式之间的新关系。在《带灯》、《第七天》以及须一瓜的中篇《智齿阻生》、胡学文的中篇《奔跑的月光》中，都涉及新闻素材与小说书写的关系。贾平凹以“带灯”意象照亮了2013年长篇小说的日历，却也引发了文学界对小说表现当下现实能力的质疑。《第七天》的争议也源于此：那些强拆、杀警察、洗脚妹杀人、卖肾等情节，写得并不那么动人。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历史的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都想依赖这些新闻支撑。其实，小说中最动人的地方，往往是写普通人相濡以沫的充满人情味、人性味的日常生活。如杨飞的身世之痛，他与杨金彪的父子深情的曲曲折折，与李青的爱情畸变，以及余华对鬼魂世界里依然等级森严的大胆想象，都显示了卓然的才气。余华的这种过分推崇新闻要素的看法，也并非他不懂文学与新闻的区别，而是认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意义的小说已失却了阅读价值。

    社会新闻与小说叙事元素过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连接地气的、可持续资源的一种表现，又是作家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对准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一种叙事动机。

    因为作家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相比较于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境等社会现实问题，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亲近”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普通民众所重视。这是我们现时代的文化症候，也是当下网络文化对纸媒形成冲击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情况，当下文化语境的网络化、后现代化和物质现实的“前现代性”，造成了人们普遍的精神迷失。刚刚获得温饱、准备走向小康的普通百姓突然遭遇了“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猛兽，人们的心理准备明显不足——这不是低估读者。浮在网络表面的是隐私揭露、人肉搜索、贪官落马、一夜暴富等，网络小说也以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方式把这些元素编织于文学叙事之中，而读图时间又占据了大量的读书时间，对此，作家的表达方式也只能被迫转移。